今天特别推出石继丽老师近期音乐作品之六《盼归》。
盼归（点击即可欣赏）《盼归》作词：石继丽作曲：钟弘远制作人：卢明编曲：李勇/卢明录音：李子阳贝司/混音：卢明录音棚：明天音乐工作室作词：石继丽石继丽：苗族。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委员，出版《品读张家界》《脚尖上的湘西》《在张家界老去》，诗歌集《我和我曾路过的青春》上下集，小说集《狗尾巴草上的青春》《庸城笔迹》等。第49届贝尔格莱德世界作家代表聚会代表兼翻译，年，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赴俄罗斯进行文化交流。曲作者：钟弘远（台湾）钟弘远：台湾著名作曲家，台北市建设局副局长，迄今创作了余首歌剧、交响诗、人文音乐、乡土歌曲等等，颇受声乐家欢迎选唱，有的被当为教唱曲目。其作品极具特色，被誉为“作曲魔术师”。代表作为《沙沙呣呣交响诗》等。制作人：卢明
卢明：音乐制作人、明天音乐工作室音乐总监；年获最受欢迎乐队奖；广西经济广播《广西创作歌曲先锋榜》十大金曲奖；酷狗音乐top10金曲奖；广西经济广播最佳编曲奖。
特别感谢：武陵源天子山索道公司老总许异星先生，正是他的努力和支持，这首歌才得以诞生。
我用一生来等你
一个台湾老兵的坎坷回家路文字：石继丽摄影：李宗功从到年，万人从大陆涌向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分别。
刘禄校，一个老实忠厚的湖南永顺籍老兵，年5月28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转战广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年5月24日跟随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往台湾，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隔海思念。
陈全梅，一个坚强善良的永定区温塘镇温塘村的普通女人，年9月初八嫁给刘禄校，从丈夫离家那天起，无怨无悔肩负起抚养丈夫家5个人的艰难生活，岳父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女儿才天，期间含辛茹苦，痴心不改。
（刘禄校与陈全梅合影。）
一个历经41年的等待未娶，一个历经41年的苦守未嫁。年12月6日，刘禄校重返故土与妻子团聚，彼此苦苦等了整整41年！
年，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城区西门溪22号定居，和妻子度过70年的铂金婚，四世同堂，安享晚年。
刘禄校，原住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九龙村联合新村中兴路巷号，身份证号HI。根据他的讲述，试图还原那段60万老兵因战争而在台湾岛上颠沛流离、寂寞孤苦的生活。
（从年倒退休，曾经获得过五枚陆军奖章）
（刘禄校和战友从金门回台湾休假）
（刘禄校的战友送给他的照片）
（刘禄校先后接受过两次通讯专业培训，是一名通信上士）
（年，刘禄校老人在现居住地张家界的天门山游览）
（陈全梅想刘禄校的时候，就给他纳鞋子或鞋垫）
（这照片是李宗功老师创意的，将刘禄校老人给她买的项链、手镯放在了她的心上）（从年开始，刘禄校老人每年都会回到妻子的老家所在城市张家界居住两个月，将张家界森林公园游了很多遍。年因胃癌在台湾做手术，中断一年没回。从年开始，在张家界定居下来）
（刘禄校老人的床上，放着妻子陈全梅的照片）
（原永定区人大副主任李宗莲和刘禄校女儿是老乡，这次采访得益于她的穿针引线和鼎力支持。她多年来一直很关照刘一家。我们先后四次一起采访刘禄校老人）
（从年1月21走进刘禄校老人的家那一天开始，作者被他的经历深深打动，彻夜不能入睡。连续5天白天采访，晚上整理）
（有些片段，在照片里找到印证）
（刘禄校老人已经89高龄，耳朵有点背。左二为张家界市电视台的专题节目制作人胡连初）
（与刘禄校老人以及他部分家人的合影，右一是李宗莲，依次是刘的外甥女，石继丽，蒲红，作家李苑，女婿黎祖鑫，女儿刘金莲）
突然就被抓了壮丁我是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顺县瑞垭乡柯溪村，是个典型的土家村，落后，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么多地方，又到台湾东西南北住了个遍，但可能是家乡的原因吧，总觉得就我柯溪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云，还有各种各样的鸟。民国时候湘西和很多地方一样闹土匪，但我们那里却很安生，当时有个叫彭春云的“叫米子”，势力很大，拖得有多号兄弟，外边的土匪都不敢侵扰我们。他虽是土匪，但却仗义，是个“义匪”，有三不抢：本土不抢，穷人不抢，女人不抢。还有一个规矩叫“春不赶牛、冬不剥衣”。听说年贺龙在大庸建苏维埃政权时，彭春云还托人捎信，面见过贺龙和任弼时，准备接受改编扩充进红军的。他胆子大啊，大概是年的10月，带着他的人马到沅陵抢过国民党的弹药库，得了几百支枪。那个高兴啊，一路上欢喜得又喊又叫的，可就在半夜回到柯溪时，由于山高雾大，柯溪的人以为是外乡土匪进村，一阵乱枪，结果彭春云被打死。
但我却没有躲过抓壮丁。从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登记造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其实哪个去当兵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有钱的人就找到乡、保、甲长，给他们每人一些银元，抓壮丁时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很多人都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背地里大家对乡、保长恨得要死，当地有种说法：“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抓壮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设局抓捕的，有晚上强抢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壮丁，还闹出了人命案。当时一个黑市的壮丁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头猪的价格。到后来，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做生意的，还是学生、农民、挑担担的，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作壮丁。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
我父亲是老实人，三弟兄，他是老大。年5月28日，乡里保长带了五个兵来村里抓壮丁。按照当时的政策，族里五男抓2个，三男抓1个，长子不抽，有钱的人家就拿五十担谷交给保长和当兵的，抵任务，我们村很多人家交不起，有的父母就要装病，有的就自己剁掉手指自残，有的装癫，但还是被国民党的兵抓去抵数。我家有一个壮丁指标，按说可以是叔叔，但由于父亲老实巴交，族里开会决定由我顶任务。当时我还不满20岁，和陈全梅结婚不满3年，第1个女孩1岁多时染风寒走了，第二个是个丫头，叫刘翠莲，还只有六个多月。母亲死得早，父亲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全靠我和全梅带养。陈全梅刚来时，她还抱着我弟弟到处讨奶吃。其实一大家都需要我支撑。但叔叔非要指定我当壮丁，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啊！那天听到抓我的消息后，连忙赶往家里，带着全梅和女儿就躲到了我们那里的一座大山——高架山，那里有一个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干，将红薯、米和野菜洗了炖成一锅，我们就这样吃了三天，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当第四天天麻麻亮，我远远发现垭上跑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两个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脱了，转身到洞里跟全梅做最后交待：如果柯溪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温塘，族上力量也大。但无论如何，你要帮助父亲养大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女儿，等仗打完了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
当时是5月份，天下着小雨，全梅听完我的交待后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女儿也就在她母亲怀里吓得大哭，仿佛我马上就会死掉一样，我也止不住抱着母女哭得死去活来。这一行人一到，当兵的拿枪抵着我的背，轻吼：“走！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竟躲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害得我们走得腰酸背疼！”另一个兵则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点拿件衣服上路。我放开妻女，去洞里取来一双全梅给做的布鞋，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当我回头望全梅时，看见她正抱着女儿给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全梅！”土兵又骂了我一句，用枪戳了我一下，“我会回来的，你要等我啊！”只听全梅哭着的声音远处山谷里飞来：“我一定等你！一定等着你！”
后来在台湾的几十年里，我脑海里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会回想起这一幕。那时全梅长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条条的，眼晴又黑又亮，一双辫子又粗又长。后来我偶尔看电影，觉得女演员没几个有我媳妇好看呢！关键是全梅贤惠，砍柴、做饭、扯猪草、照顾弟弟妹妹还有女儿、父亲，肩上担子太重了，心里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会流泪，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时哭多了。
从永顺走到沅陵，走了两天两夜，一天走60里，每天得到2角钱，全梅给我做的那双布鞋也走穿底了。一同去的有多人，柯溪的有10多个，一路上，都看到村子很多女人跪在那里，部队经过，她们就开始求啊！求求放过丈夫，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都没有用。有的求放过儿子，说家里就一个独子，有的说儿子有肺病，哪个听？我们当时最小的还只有14岁，一路上都还在哭，被押我们的兵打了几次。到了沅陵，就被关进壮丁招待所，是土墙，好高。没有衣服穿，就打赤膊。吃的是长霉的粗米，一股气味。从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整天待在里面，戒备森严，不许与外界接触，白天大小便由持枪的兵跟着，晚间紧闭门窗防止逃跑。有2个来自湘西的壮丁翻墙逃跑，其中一个被打死丢进坑里，另一个被两个兵打得屁股烂成肉块了，我们吓得再不敢心存逃跑的念头。那时人的性命不如一只鸡，鸡逢年过节才杀，人却是随时有可能掉性命的。后来听说上级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但当时当官的和当兵的都太腐败了，把政策吃了。后来有人说我们的壮丁营就和纳粹集中营差不多。
两个月后，我们被押往长沙。
迫不得已的战斗从到长沙那刻起，我成了69师99旅51团第2营第4连一员，是步兵。属于原陈诚中央军。这个人不是很会打仗，但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算是作风过硬的人，抗日那阵，杀敌也勇猛，官一直做到国民党副总裁。
背景：年夏，国民党军队在广东重建整编第69师。胡长青任师长，下辖整编第92旅、整编第99旅。改师重建后由广东调到河南，担任豫北和郑州附近守备任务。年9月，整编69师恢复第99军番号，隶属第16兵团，胡长青任军长，下辖第92师，艾瑗任师长；第99师，杨达任师长。同年10月，在郑州战役中，第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11月，该军由河南郑州调至安徽蚌埠，编入第6兵团，参加了徐蚌会战。年1月，该军调至芜湖地区守长江江防，并重新组建第师。同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时，该军担任长江防线南京东西地段的防御任务，被粟裕军队打败，第68师被全歼，军部和第92师逃到郎溪、广德地区后，还是被人民解放军合围歼灭，军长胡长青、师长艾瑗逃往台湾，剩下的由第99师师长代理军长邹鹏奇率领逃往上海。后在上海战役中又被歼一部。5月24日，该军残留部队由吴淞登船逃往台湾。同年8月，国民党以第92师、第99师残部为基础，在台湾重建第99军，邹鹏奇任军长，辖第92师，艾瑗任师长；第99师，邓亲民任师长。这就是刘禄校老人在-年的途经路线。
我的连长叫李志敬，看我年纪小，就给发了挺轻机枪，其他有的发的是重机枪，有的是手枪，还有的是手雷。接着是老兵带我们军训，练习站立、稍习、打靶。短短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便开往广东。那时生活很艰苦，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我们根本吃不饱，也穿不暖。个个黄皮寡瘦，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新兵离家人伍时，随身带了几块银元及便服，也都被连队长收存变卖侵吞。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犯人。若发现新兵潜逃，便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拷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我看得胆战心惊的，于是便断了逃跑的念头。
经历抗日战争后，当时国民党部队里厌倦战争的人不少，但对共产党军队打胜仗有信心的却更多。大家普遍认为“共军不是对手”，所以那时大家以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共军只有八十万部队，而国军却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结局一定会像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时所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可是，谁都没想到，此后会打一仗败一仗。
我说了我这人命硬，那打仗的两年时间里，我到过河南，镇守郑州；后又转战武汉，保卫长江和南京；又到过安徽，最后兵败后又转战上海，很多人都战死，我却没有挨过一次枪子儿，到现在为止，除了年因患胃癌在台湾做了一次胃切除手术留下疤痕外，一个小印记都没有。
我们是年5月24日那天下午从吴淞口登客轮前往台湾的。那天也是下的雨，和离家那天的雨相比，简直是瓢盆大雨。在客轮上，很多士兵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些士兵很悲观，心里一片茫然。只有一少部分坚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等仗打完以后，会封官加爵，把妻儿老少接到身边。当时我们连还顺路抓了很多壮丁，军队已经上了大型的登陆舰了，那时有很多人涌进来，差不多都是妇女。她们就在码头上叫啊，喊啊，哭啊。她们从各地跑来，而且人数之多没办法形容，家里边一个男的被抓，他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通通跑到码头上来，黑漆漆的一大片，已经傍晚了，骨肉诀别的那一刻，那哭声是撕心裂肺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多病的老父亲。但我没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万惊慌失措的人群一起被带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在船上是三天两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晕船。饿了就啃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咬生米。最后在高雄登陆。在基隆登陆的部队比我们幸运，蒋夫人宋美龄，还有一些大官的夫人都在码头上欢迎他们，拿一个白手帕在那里摇，一些当官的还跟她们握了手。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打心眼里崇拜，有的还说：“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她们哪里知道，我是被抓壮丁来的。
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些当官的、学术专家、学生及军公教人员及其家眷。这些人来自大陆各省，其中又以福建（14万）、浙江（11万）、江苏（9万）、广东（9万）、山东（9万）等五省最多，占迁台人数的大半了。基隆、高雄两港是绝大多数人踏上台湾的第一站。我们集中住在台北县市、桃园县、高雄县市、台中县市及各军事基地附近。
当晚，我军被分配住在沿海边的一个叫花莲的村子。都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望着茫茫的海水，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到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发生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背景：这些中有很多精英分子，企业家将很多大陆企业或产业迁至台湾继续发展，对台湾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上，大量知名大家的赴台，不仅深化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内涵，而且数量众多的知识阶层，挟着政治统治的优势，对台湾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强力推行国语等，将台湾重新拉回了中华文化之内。
我在台湾的真实生活到台湾后，我仍在第69军。部队重新改编后，我在17师团第2营第三连。我们的师长叫邹鹏奇，安徽人，对我们很好。军长是胡长青，我现在手里的士官证上都是他的签名，年9月发的。各部队轮流驻防金门、马祖等#;前沿阵地#;。部队两年一换岗，我先后几次随部队到金门守卫，坐的老爷飞机，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军先后驻守过桃园、台北、基隆、宜章、花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宜兰等16个县市，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唱到的澎湖也到过，绿岛小夜曲里面唱的绿岛我也到过，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很漂亮。当时军队上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我们等待着反攻、扫荡，最后能回家的那一天。
（上图为刘禄校和战友从金门回台湾休假时合影）
到台湾后我才知道，这个岛本来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就出现了现在的台湾。和大陆其他省不同，主要是由台湾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64个人岛屿组成的，沿海风光十分漂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三国就开始了，吴王孙权派一万多将士和30多艘船队到达台湾，那时这里叫“夷洲”。隋炀帝时，3次派人到台湾，福建、广东的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之后这块岛屿一直归属福建管辖，尤其是明朝时候，这里很富裕的，盛产稻米、黄金和樟脑，关键这里是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所有太平洋沿线的国家输出和输入货物或人，基本上都得走这条水道，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必经台湾。所以这个地方也曾被荷兰、西班牙占领过，后被郑成功赶走。可是到清朝后期，这个地方就穷了，年李鸿章和日本人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后，台湾就被日本占了，他们对台湾人实行非常不平等的六十三法，盘剥本地人，田赋所得税、营业税、家屋税、物品税，还有纳妾税、畜犬税，各种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层层榨取，台湾老百姓有百分之八十吃饭都是大问题。还有台湾人的大公司、大工厂、大企业都被日本横加兼并或勒令退出，由日本人侵吞，盐、樟脑、茶、煤、金、硫磺、砂糖等专卖的承销权也被剥夺，转由日本人。台湾人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倍受日本人打击歧视，日本人却还强迫台湾人在冠、婚、葬、祭以及一切衣食住行上一律改为日式，推行男子辫发女子缠足。到最后，还在台湾发展与军需相关的工业，把台湾当成日军的补给地，实为可恨！所以那50年里，台湾造反的很多，民不聊生啊！只到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光复台湾。简单地说，我们到台湾时，当地的老百姓比当时我老家的普通百姓要穷多了。
刚开始时，我们连营房都没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茅草。这里常遇台风，通常是睡一觉醒来茅草顶就不见了去向。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饭，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硬饭，5、6个人一个盘菜，只有一点点汤,菜漂在水里，看不见油珠子。都说蒋介石带了70吨黄金和1亿美元的外汇过来，折成人民币是多个亿，但因为撤过来的军队都有60万，还有其他家属大概80万，开支很大，当时又赶上通货膨胀，最难忘的是“四万元换一元”的新台币发行，没办法，大家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同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兵，他们中很多人因受不了恶劣的气候，很快死去。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打摆子，那半年里我几乎是三天打两次摆子，时冷时烧，团部要医生每天给每个士兵发一种叫“奎龄丸”的药，命令我们吃。但很多体弱年老的士兵因为水土不服，不幸死去。可怜哪，那么多场打仗都死里逃生活下来了，却没有扛过这一关。那年我23岁，靠着年轻力壮，硬是挺过了这一关。但每当退烧后，我就会想起家里的一家老小，会害怕得哭出声来。那时部队还出台政策，限制士兵结婚，对士兵实行严格管束，待遇低，士兵升迁机会也很少。总之，处境让人不乐观。有些人以为台湾很富裕，还有美国的援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即便支持些钱，也是花在军事上的，到70年代末，美国还将一些导弹卖给台湾赚钱，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
（台北中山公园）
那时政府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称呼：“荣民”，即“荣誉国民”。几年之后，蒋经国给我们修了多个特殊的村落叫“眷村”，主要是安置军官及家属的，而我们和其后代们被称为“外省人”，就是来自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其他省份的人。当地人是很少和我们来往的，一方面是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另一方面是我们“外省人”在党政军统治地位的优势，挤压了当地人的发展，这样无形中形成了族群间的矛盾，以致后来成为台湾政府的棘手问题。总之，我们这些“外省人”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台湾政府还为孤身老兵准备了集体宿舍，叫“退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后诞生的新名词。
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凭这个去领土地，按照你年资定多少。譬如说你当兵十年一个级数，十五年两个，二十年三个级数，若你负过伤，加一个级数，或者你参加过什么战役、获得过什么奖，加一个级数，最高是八个级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都愿意相信这一切，有个邵阳的战友跟我说：“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水稻、荞、玉米、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到九十年代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荣民”们才这张“战时授田证”换成了二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生活。
年，国民党实行“精兵政策”，12万多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其中低级士官8万人是没有待遇的。不论他在军队服务多少年，在战场上受多少苦，皆以官阶为标准，只发给三个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约四、五百元，另有蚊帐一顶、席子一条、衣服二件。我当时年轻，26岁，升任下士，就留了下来。然而一些老兵被裁减下来后，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很难找工作。台湾也讲究连带关系啊，即便连工厂亦多由家族经营，老兵既无人际关系，又加之人生路不熟，到当地人的工厂应聘一讲话就知道你是外省人，就不要。于是那些老兵就开始跑啊！到处流浪啊！哪边有工作就哪里做，那时候做工一天几十块台币啊！人家不做的事情就他们去做，能吃饭，活下去是唯一的目标。
蒋经国对大陆去的老兵还是很有感情的，年11月专门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主要任务是安置和辅导退伍士兵转业。不到半年，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退下来的老兵在农厂里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年，还在台北建了“医院”，“荣民”有了自己看病的地方。蒋经国启用老兵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修建了著名的中横公路。它是台湾第一条打通中央山脉串联起东西部的公路，有1万名退伍兵投入此工程。特别是太鲁阁一段，悬崖峭壁，又是大理石岩层，在几乎没有机械的条件下，退伍兵们在用生命筑路，死了人，平均一公里就有一条人命啊。现在你们到台湾旅游，必到太鲁阁，其中一个景点叫长春祠，就是为纪念殉职的筑路者所建的。第一批上山的退伍老兵留了下来，在这一带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的农业史。另外还有桃园机场、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大造船厂等等这些工程仍被今人享用。清境农场、武陵农场也是他们建的。现在很受欢迎的牛肉面、各种做法的包子、水饺、馒头、药炖羊肉等等，都是经那个时候的退伍老兵之手发展为台湾的名小吃。但这些退伍下来的老兵生活还是艰苦得不得了。
年部队才正式建了营房，也就是那年蒋经国制定了《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里面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退役后才能结婚。那时二等兵是7.5元/月，一等兵是9元/月，我是上士，18元/月。
年，蒋经国再次出台《陆海空军军官及士官服役条例》，明确士官的退役相关事项，在此之前，只有军官才享受退役后福利和权益，低阶士官兵被排斥在外。也就是从那以后，所有的老兵开始正式进入“终生俸制度”，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一次性领完的人，还可以每月领取“生活费”。以我为例，可以每月拿到2千多台币，折合人民币多元。这时所有的老兵生活才真正有了根本性的保障。这个期间，我还参加了两次培训，一次是年7月20日-9月8日野战架设队培训，还有一次是年6月-9月步兵通信培训，这样我就成了一名专业的步兵通信士官。由于工作踏实努力，我一共获得过五块陆军奖章，颁发时间分别是年6月30日、年7月30日、年10月、年4月和年12月，这个奖章不仅是种政治荣誉，还有经济待遇，每个奖章4万台币，大概合计1万人民币，可以一次性领取，也可以存在邮电局分年支取。我有5个，每年支取元左右的利息，过春节用，这样缓解很多老兵的生活困难。蒋经国从心里一直牵挂着我们老兵，还会经常下到连队来，有一次一个班长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多了一个人，连忙报告连长。连长以为队伍里混进了坏人，结果一看是蒋经国，大为惊喜，大家好高兴啊，都涌上去和他握手。如今蒋经国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依然有老荣民见到蒋经国的儿媳还流泪下跪，怀念他当年给予他们的尊重与照顾。
（刘禄校在台湾买的房子）
经济上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还能忍受，关键是想家是最苦的，这种苦还说不出来，也不能说。老兵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家是天方夜谭。刚开始那三年里，军队里面管得很严，白天出操、上课、训练，没有时间也不允许想家。但是到了傍晚就不一样了，那个想啊，像饿了要吃饭一样，不想不行。于是几个彼此信得过的战士就跑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大家抱在一起哭，哭完以后大家也互相安慰，没关系，没关系，明年可以回去了，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家就这样互相安慰。兵有几等，又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你不敢讲家里的事情，你甚至不敢讲我是被抓来的，你也不敢讲我现在好想家，只讲会回去看望亲人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叫逃兵叫“开小差”，给他抓住了回来就要枪毙。想家是思想有问题，也是罪名之一。年，有个老兵，是台湾对岸厦门的，本来是渔民，被抓壮丁的那天正好早上给偏瘫的母亲抓药去，被强征押来了台湾。他十分担心母亲，隔海相望却不能相见。终于他偷了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结果发现又游回了金门，被金门的部队抓住了，最后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秉涵是满含热泪宣判了他的死罪，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人同此心啊，哪个不想回家啊！那时当官的也想家，为了让大家摆脱这种思乡情绪，叫你今天把这个石头从这边挑到那边去，明天又从那边又挑到这边来，你疲劳了，一睡就睡着了，也不会胡思乱想了。时间一长，有的士兵为了忘记思乡的烦闷，学会了打牌、赌博、抽烟、喝酒。我一样不会，只是到周末时，和战友一起开车到处转转。我到得最多的是庙，因为在庙里我可以烧香，跟菩萨说说我的心里话，更可以请求菩萨保佑我远在大陆的亲人身体好，有饭吃有衣穿。过年过节就格外想念亲人啊，怎么办？我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叠花生米，喝的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还会朗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首《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每当这时，大家会抱头痛哭，激动时，甚至有人想举枪自杀。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刘禄校空闲时间爱到处逛逛，台湾留影）
（和他在台湾的干儿子一家人在一起）
70年代末，老兵中开始有一些人经过香港转信。国民党成立一个叫作唐光华信箱，转信给大陆家人，但大多是给当官的人转；还有一个叫范巽绿的，后来当了陈水扁的教育部次长，她是上海人，她有一个姐姐在香港，她用香港那个地址开始替老兵转信，先用包裹一次寄到香港去，大信封套小信封。我也写了二十多封信，每封信里都不敢讲带一点威胁性的字眼句子，都是我很平安，我在台湾很好啊，连当兵都不敢写。通过台湾红十字会转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看到别的战友接到家信欢天喜地，又蹦又跳，受到感染，也跟着别人高兴，回到营房后都是茶饭不思、十分苦闷，不知父亲还在人世吗？弟弟、妹妹现在如何？女儿长成人了吗？全梅嫁他人没有？这些疑问积压在内心，像一块块石头，压得我在梦里都像背着很重的东西，好累。
但不管怎样，写信成为我们传递感情、寄托思念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就是那时候练习毛笔字的。有的老兵亲戚也通过香港转信，在台湾的报纸上找人，大部分是寻人启事，父亲找儿子，儿子找父亲，特别是丈夫找妻子的，是寥寥几句话：某某某妻，我已来台，见报到某某地方相见。或许结果并不如人愿，但那种方式让我们很多兵心里有了希望，内心也变得活泛起来。
老兵最难忍受的是不能结婚的孤独。由于台湾省不大，面积才3万6千平方公里，相当于海南，在年人口却有万之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于是政府想办法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简单地说，一个低阶的士兵50岁之前不能结婚。开始，有个别士兵不能忍受，就去附近村里欺负女人甚至凌辱小女孩，在地方和部队间引发了很大的矛盾。后来为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国民党专门在军里设有公娼，便于老兵找女人，很多老兵结婚成家的事情也就搁下了。从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歌女大多很老，嗓子也并不好，穿着很露的礼服，在台上唱《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出50元可以听一天，这就成了不能结婚的老兵最好的享受，听歌后也有些老兵与女歌手私会或者交易，很便宜。
（那时部队流行将自己的结婚照送给战友）
像我们这些上士以上的，到50岁以后退休可以自由结婚。但能遇见的对象多是寡妇，带子女的较多，一般只有当官的养得起。有个广西的，50多岁了，娶了个34岁广西的女人，有的干脆元左右买了小丫头做媳妇，有的娶高山族姑娘，只要1元左右，成本还小些。我家里有女人，有孩子，因此当几个战友给我介绍年轻女人，甚至有个邵阳的三十多岁女人上门找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总相信我和全梅还能在一起的，这个念头在心里从未动摇过。我们是年九月初八那天结的婚，族上用了三台轿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开明，没要上头礼，不设拦门，一去就用轿子将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将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里，拜堂。那天我还戴了银花，两朵，插在一个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给我的(老人第一次裂开嘴笑了,重复说了五次他是戴的银花，是真银，有两朵，是姑姑为他专门打制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们那里的话叫“响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饭、洗衣、喂猪，对父亲、弟弟妹妹都很关心，我打心眼里喜欢她。
（上图是战友送给刘禄校的结婚照）
退休后，我和老战友祖籍湘西吉首的杨光国、河南的何帮祥合伙买了一栋房子，总共花了31万台币。说是一栋，其实每个人只有16平米，上下两层，下面做饭，上面睡觉。但是这个小房子很温暖，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真正意义上属于老兵的“地盘”。大家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老家的事，彼此有个照应。有次我做梦，梦见回到老家柯溪，那里的屋啊、桥啊、河啊什么都在，就是找不到全梅和我的一大家人，急得在梦里大喊大叫。叫声惊醒了隔壁的杨光国，他赶快跑到我屋外使劲敲门将我喊醒，问我怎么了？我醒来时一身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里去了，还觉得骨头都疼得快要碎了，浑身不能动，想死的念头都有，想到他们若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还是这两个战友陪我散步、安慰、劝解我，让我从绝望中走了出来。
生活艰苦，内心孤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时，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也为了挣钱给以后养老，甚至怀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养家糊口的愿望，我和绝大部分退下来的老兵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那时我们大多都已年过半百，并且基本没有结婚，身无长技，出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当警卫、搞清洁、送报、安装水电等。当地老百姓开始有钱了，他们不干这些下等工作，送报早上三点钟就要起来，做馒头都需要山东人，也要四点起床。我不会别的，去了杨梅镇上田鸡厂，和8个老战友一起，每个月2万多台币，并且一做就是19年。我还养了两只黄狗，名字也取得简单，叫大黄二黄，但它们很懂感情，常常跟我围着鸡场转圈喂食。我也很想念孩子，在梦里梦见她的时候样子很模糊，不知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认了湘潭战友王冬生的儿子王湘麟为干儿子，每年给他给红包，有时候还送他上学。他如今已是中学外语老师，很孝顺，像真儿子一样，结婚后还带着孩子媳妇来拜年，从未间断过。我年回大陆定居时他还痛哭流涕，舍不得啊，我当时刚好有相机，本来是留张合影，却刚好记录了他还在抹眼泪的瞬间。
（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打工时候的养鸡场）
其间很多老兵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干脆花钱及时行乐，热衷于找临时性的女人陪伴，喝酒，赌博，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也有幸运的，被台湾当地的女人看上结婚生子，但这种人是少之又少。有个战友叫吴家龙的，很节俭，因为家里有媳妇和孩子啊，所有的钱用布包着，一分也舍不得用；好吃的也用纸裹着藏起来，结果家里老鼠很多。等到死后几天被发现时，两只耳朵早被老鼠咬没了。他大陆妻子和女儿来台领取他的遗产，仅钱就达多万台币。这样节俭的老兵很多，都在内心深处守着一个回家的梦，都是为将来有朝一日回家后养家尽孝做着准备。
随着年岁的增加，我经常梦见死，也会看见死去的爷爷奶奶、母亲以前的样子，醒来后想到自己也有那么一天，十分害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却被剥夺了和亲人朝夕相处的权利，内心不甘啊。这个过程中，我想到过全梅是否改嫁？人生有些事，错过一时就错过一世了。可是我又心里希望她过得好些，希望有人关心她，可是内心马上有另外一个我站出来反对。难受得很的时候，我会走到安静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样子。最后内心总算安定下来，以我对全梅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靠着这种信念，维系着我有些绝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选择。
退伍以后，我们可以收听收音机了。年元旦，我第一次听到大陆广播，内容是《告台湾同胞书》，广播里说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现在大陆欢迎台湾同胞回家，现在回家很方便了，有火车，还报了北京到很多大城市的铁路线名字。当时我激动得啊，跑到外面就去买了年10月出版的地图，就是这张，我一直带在身边快30年了。一看地图，果真那时大陆很多地方通了火车，蒙古当时都还在中国版图境内。回到家我又让战友在地图上找他们的老家，大家那个兴奋哦，喝酒啊，摔碗啊，回家的念头又死灰复燃了。
（陪伴刘禄校多年的那张老地图）
从此之后，每到夜晚，我们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副副我们回家的路线图。
大家抑制不住高兴，将这消息悄悄奔走相告。
对于我们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兵来说，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终于回到了阔别41年的故士我们老兵一直感谢一个叫姜思章的人，他是舟山人，13岁那年，也就是年汤恩伯从浙江舟山撤离大陆的时候，被做壮丁抓来台湾，后来是老兵促进会的负责人。年5月10日母亲节，他带领促进会的老兵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他们穿着“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上世纪30年代的《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秋风哪吹得枫叶乱飘荡，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母亲呀我要问你天涯茫茫你在何方？明知那黄泉难归，我们仍在痴心等待温暖永远难忘记……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会上还散发了传单，一张是《我们已经沉默四十年了》，上面写道：
我们已经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如果是生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杯茶，如果是死回去献上一柱香。
还有一份传单是《条条大路通故乡》，上面印有回各省的路线。这次游行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也引发了高层的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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