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蔡尔辇先生的《追忆泉州开元慈儿院》一文，(载《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觉得还有下文可续，特草此文，以供关心开元慈儿院院史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为我那远逝的童年，留下一点印迹。
看来，蔡先生是我的学兄。他于年入院，于年毕业离院。我是年入院，年离院。他离院，正是我踩进院门之时。他出我进，虽是院友，却彼此从未谋面。蔡先生离院后的6年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院情是国情的一个小缩影，此时的开元慈儿院，当然也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与蔡先生文中所述的院情比较起来，此中确有不少变迁。
我为什么能够入慈儿院?8岁时，父母不幸因病双逝。那时，我在泉州的亲人只有姑母，外祖父、母，以及守寡的伯母一家人。伯母多子女，仅靠衲鞋维持一家大小生计；姑母寡居，四处上亲戚家帮工糊口；外祖父杨冬舍，花桥宫善举公所的耆宿大都认识他。他长期在公所里办事，仅靠他一人收入维持一家四口人生活，家境可想而知。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带着我妹妹捡菜叶、领救济粮度日，日子更是难熬。
好在姑母从小疼爱我，几乎天天蹇动小脚，四处央求，求到亲戚黄叔梓(泮宫口同益布庄股份经纪人)鼎力赞助，出面与院长叶青眼商量，由黄叔梓先生出钱(聊充我的伙食费用吧?)才送我进入慈儿院。此时的开元慈儿院，经费拮据，大非昔比。全院只维持原有三个班院生就养，再增收一个孩子就十分困难。一般都要像我一样，有人(或单位、机构)出点钱才能入院。我曾读过私塾，可插入居中的那一班。最高的那一班，就像蔡尔辇先生文中所说的，班内有几个是年龄偏高的，有的约莫有20岁上下吧，真如泉州俗话所说的：“大如堂，小如豆。”最低的一班，同我就读的那班近似，年龄相对较为整齐。
该院一概收男不收女，院外人称它为“和尚院”。加上我们院里学生自理头发，人人光头一盏，这“和尚院”的戏称，也就“名副其实”了。自改院名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之后，曾破例招进了为数不多的女通学生，而且，也聘来了两位女教师。院名是徐季元任晋江县长时改的。徐氏是蒋经国先生任赣南专员的属官，莅临晋江之初，带来了蒋氏新赣南之风，颇有一香“新政施”。例如在开元寺东侧办了军属卷烟厂，在承天寺内办了大众食堂。前者是为军属开了就业的门路；后者是为贫者免费施粥，日给两餐，我曾随我外祖母、妹妹到承天寺吃过，佐餐的菜(或盐)自备。那一大锅太稀的稀饭，教我联想起游泳池。虽然如此，能吃到米粒儿，就很值得称幸了。
作为徐县长“新政”的一件事，就是将开元慈儿院收为县办。为了此事，徐季元曾来到我院，对叶院长作疏导工作，叶院长和董事们都不同意。不久，院名却改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并对外招收男、女生，都是通学生，只教不养，酌收学费。名副其实的既教又养者，就是我们这些老院生。至于为何要改院名，为何要破例招收男、女通学生，直到今天，我还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徐季元被地方势力撵走后，一直到解放初，这新院名就这样被改定了，不再恢复旧院称。
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旧址——虎豹楼
慈儿院当然以收容失去双亲的孤儿为主。此外，还招收什么对象?这是很难截然界定的。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来说吧。有一个名叫赖自达的，他父亲被抓去当兵，母亲还在。母亲生计无着，家境困窘，日子过不下去，常携着自达和他的弟弟，到县政府闹堂。人家要把她轰出来，她就躺倒。人家把她拉到大街上，她就躺在大街中，哭哭啼啼，骂骂咧咧。现在想起来，那恐怕是穷妇技穷的一招了，要是日子挨得下去，谁会弄出这一着呢，实是事出无奈。不过，后来，这赖自达就进开元慈儿院来了，她母亲还常常来看他。
有一个名叫陈自强(连这名字也是院里给他起的)，从小当乞丐，栖身破庙中，是慈儿院疏散乡村时，把他收容来的。
有一个名叫王金长的，听人家说，他母亲杀死他父亲，投尸于百源清池。案破后，他母亲投入囹圄，他成了无依无靠的不幸儿。就这样，进到慈儿院来了。
还有一个名叫释传接，是年青的小和尚，桀骜不驯，被送入慈儿院教教乖。但他年纪大些，气力足，手脚还有点儿拳路。一进院，常打人，屡被告到院长那里。
另有几个，是教师、保姆的子弟，随父母入院读书。他们衣着整洁，但家境也不好。一投入这个苦孩子的大熔炉来，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
院里生活很苦。以三餐来说吧，我初入院时，还可吃到粥；后来，只有中午吃粥，早、晚都吃麦皮(泉州话叫“麦铺”)；再往后，三餐都吃麦皮。没蔬菜时，桌上只摆着一碗盐，让大家拌着吃。8人一桌，有桌长。桌长夹菜，桌员看个样，夹多了，桌长匀少点，直到桌长看平均了，才各自放进饭碗里。不过，也有的是由桌长一巡一巡地夹到各人碗里。粥(或麦皮)是怎样分的?记不清楚了，似乎是按勺分进各人碗里的。
初时，有一个台湾籍的老工人，专管菜园。后来，逐步开地种菜，每个院生都要轮流浇菜。菜园收成时，大家都有菜吃，有时干脆吃菜粥。收成多时，或切丝晒成菜干，或者腌成咸菜。院里有桃树，多是苦桃，捣碎，腌成咸桃脯佐餐。木瓜切片、切丝，也是菜，而且算得上是“好菜”。木瓜树倒了，去树皮，取树芯，切成丝，也是菜。香蕉树倒了，去树皮，取树芯，切碎，也是菜。苋菜，吃罢叶，苋干腌咸，也是菜。芥菜、菜花、高丽菜，以及蕃薯煮咸，称得上是上等好菜了。慈儿院的教师一无例外地要素食。如果你想尝点肉腥味，就得走出院门以外，院门以内，都是院规实施的范围。
不过，教师有教师席(只有一张桌子，可见当时院内教职员不多)。席上，每餐都有四碟素菜，另有一桶粥或饭(两稀一干)。膳堂里，学生早吃完了，但腹里还空虚，有的孩子就在等着。一觑着了最后一位老师吃完离座，都一轰而上，或用手抓碟菜吃，或用勺舀饭吃，甚至碟里的菜汤，也伸长舌，舔个精光。
记得弘一法师在泉州去世时，全院曾集队到承天寺为法师念经。那天中午，吃了一餐汤面，这是法师治丧机构送来的。在那时，这一餐可算是院中的最好美食了。此外，过年当然也有个过年的样子。我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我们院里曾吃过线面和冬至丸煮成的线面汤。这碗线面汤，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弘一法师
院内有保姆，此时只留两人。年幼的孩子与保姆住同室，由保姆略加关照。听说以前衣服髒了就换给保姆洗，缺衣服还可由院方发给旧衣。这福份，我们领略不着了。我的衣服，一般是我姑母向亲戚讨来的。比如陈盛明先生，他的子女年龄大体与我相差不远，可讨来几件合身的旧衣服。在别人看是旧，在慈儿院孩子看，却是令人称羡不已的时装，非到过节、作客、上街是舍不得穿它的。髒衣服要自己洗，破衣服要自己补。保姆得闲，你也可以求她补几针。至于洗衣服，两个保姆就照应不了啦。保姆要洗被单，浇菜，切菜丝，腌莱，制豆豉，腌酱瓜……有的孩子，或怕冻，或懒，或遗忘，髒衣泡在水里久了，发臭，生虫，以致于衣服烂了，那也是常见的事。加上洗衣用的是淡尿水、稻草浸成的薄硷水，衣服很快破烂。即使寒冬，孩子们穿的也只是一两件薄衣。棉衣、羊毛衣，谁也没穿过。天一转冷，大家都被冻得双唇发紫，上下牙打战，浑身直哆嗦，鼻流清涕。一下课，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冲往厨房，或捂近灶台，或背靠烟囱，或双手贴近灶火。总之，此时的厨房，确是御寒的好去处。小小的厨房，顿时提高了“人口密度”，被挤得水泄不通。
有时遇到全市性的集会或游行，怎么办?一般是由院方借给每人一副童子军装，事完之后，照旧收藏起来。有次，也许就是国民党政府省教育厅长徐箴来院视察的那一次，院方十分紧张，在筹划迎接厅长事宜中，有一条是如何隐蔽“有碍观瞻”的事物。那一天清早，院方宣布了一份名单，叫这些人到后庭去，不许跑出来。这些人就是一些衣衫褴褛、瘌痢头、生疥疮的孩子。
按院规，院生不准走出院门，尤其不许上街去。有一度，泉州流行鼠疫、霍乱、染上鼠疫的那家门口，都用石灰粉撤了半圆圈，气氛恐怖。那时候，院门索性关死了，轮流站岗。因此，倘若肚子饿得慌，也只能在院内想想办法。办法倒有不少，就靠各人神通。头上，有果树；脚下，是菜畦，都有可供充饥的食物。龙眼成熟时，好几棵是“正东壁”的，核小，清甜，带有蕉油味。年大的，可以上树摘，年小的，在地上扔石块，也可捡着几颗解解馋。要是遇上刮大风，下暴雨，能捡吃的东西可多呢，龙眼之外，还有木瓜、柚子、枣子、桃子等。
水果产期过了，菜园里可吃的东西并没过时。花生收成后，有的孩子拿起锄头，翻捡地里剩下的花生果；蕃薯长大时，挖它一两块生吃，也满甜美的。再不，高丽菜收成后，地里留下那么些粗根，用刀片剜芯吃，味道也不错，“穷则思变”一语，在这里，是应该给予补充注脚的。人到那样的地步，总得想点变通办法。对于生活如此穷困的苦孩子，我们怎能求全责备，苛求他们拘守绳墨呢?
泉州开元慈儿院与创始人圆瑛法师
开元慈儿院的经费，大多来自于募捐。国内募，远隔千里的南洋各地也去募。我们膳厅有一块横匾，上写“沪上仁风”四个大字，两旁刻有上海乐捐者的姓名、金额。在泉州，吴桂生、周骏烈等先生，都十分关心慈儿院的经费来源。我在院的5～6年期间，叶青眼先生曾到南洋募捐两三次。他一出门，院务交由他儿子叶禽择负责。我们住宿的那幢两层楼房，本来正中楼有“胡文虎先生捐建”七个大字。这幢楼直到今天还在，就在院门左侧、操场的旁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海外募捐一一此路不通。国内富裕者也不多，当时，晋江一带的“番客婶”甚至不得不扯下脸皮，摆地摊，变卖故衣，当首饰度日。很明显，靠募捐维持开支，已是不可能了。怎么办?时青眼院长提出，全校师生组织起“自力更生，万金生产团”。先于校内，开设粉笔厂、薯粉场、簿本工场、泥塑场。记得当时还请来了一位西街佛雕店的师傅。但到后来，仅存的就是粉笔、簿子两项。粉笔用石膏粉作原料，太粗、太硬，伤了黑板，而且字迹不白，难于销售。簿本是用木刻板作底板印成的，油渍不匀，不精美。这两项，基本上自产自用而已。
后来，终于在新门外找到一块面积颇大的沙地，这“自力更生”才算成了点气候。院方雇了一个年青体壮的庄稼汉，名叫亚辉。还购置了一艘小渡船，一枝鸟枪，筑起了一座高草棚。上午，照常上课；下午，步行过渡到农场劳动。亚辉会耕地，会开枪，会划船，还会点木作。
农场种甘蔗、蕃薯、花生及少量蔬菜。庄稼成熟时，院生分批轮流住农场，就宿在高草棚里。叶青眼长子叶禽择也同我们一道住过农场。全农场只有一盏马灯，四周漆黑黑的，光坐在棚里听夜，实在难熬，叶老师就给我们讲起了《天方夜谈》故事。故事讲得很吸引人，听完一个，巴不得接着听二个、三个……农场之夜，变得很有魅力了。白天在地里干活，就巴不得夜晚赶快来临。
那年年景很糟，生计无着的人很多，有人趁夜黑出来偷挖蕃薯。夜黑偷挖蕃薯风险也不小，一怕被人抓着；二怕被老虎咬死。有人蕃薯吃不着，自己反被老虎充当美食。我们守农场，主要的防盗贼，万一遇着盗贼，那也不过是吓退吓退或者规劝规劝而已，不会拿他严办，因为他毕竟也是苦命人呀。
院生对办农场是欢迎的。因为，一则日子好过多了，有蕃薯吃，花生、豆类收成时，还有花生果、大豆、豌豆下饭。二是老被关在院内，趁半天上农场的机会，也可一路上看看这外面的世界。三是农场的东西是自产的，折几支甘蔗尝尝，挖几块甘薯烤吃，也不致于像以往限得那样死。四是农场生活丰富多彩。活干完后，还可趟进溪水泡泡洗洗，院里生活从没有如此写意过。但，苦也是非吃不可的，别的不说，光说从农场挑东西回来，那肩膀就常被磨得又红又肿又痛。路又不短，来回两趟，准叫你双腿痠痛，走难走动，蹲难蹲下。要是被太阳晒黑起泡，连晚上躺床都会叫痛不迭。
有一年，大概是日寇侵犯福州的那年吧，开元慈儿院疏散到南安雪峰寺。不论大小，人人都步行到达。随着我们一齐到达的是劳动工具。照样半工半读，半天上山砍柴，半天读书，大忙时，白天劳动，夜晚挑灯上课。砍柴按定量，不达定量者，开饭时，点名站在中间，等到人家吃过一半时，老师才叫你入席。孩子们倒很讲义气，砍多点的同学，也很乐意地把多出来的量，拨给缺量的同学，凑足了数，免得缺量的同学受罚。
砍柴捡叶，做惯了也不怎么的，最怕的是渴了没水喝。有一次，我上山收工回来，渴得难耐，到处找水喝，一见着坛坛罐罐，就掀开看看。有一个陶坛子，看不出内中放的是什么，就用鼻子嗅一嗅。这一嗅，把坛里的污气吸进了。我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以致于疏散返院时，只得坐在箩筐里，让农民挑回泉州。回院后，院长不得不通知我姑母，领我出去疗养。原来，那坛里放的是骨灰，也不知封了几多年了。
开元慈儿院的课程设置，与普通小学差不多。不过，美术、劳作、体育三科常常没开课，实行半工半读后，这三科，更是无法挤入课程表。不管课程怎么挤，那晨会、晚会却是少不了的。纵令节日、假期，晨会、晚会仍须照常。晨会、晚会，就是令大家集中在礼堂(大热天移到操场)念经，由值星教师视督。讲台有佛桌，佛桌置大理石释迦牟尼塑像，以及香炉、引磐、木鱼，桌旁有一副钟鼓。桌前、早、晚会三位主事各司一职(均由院里学生自动担任)，中间一人执引磐，负责起调及领诵；左侧依节奏敲钟鼓；右侧叩击木鱼。不必专门训练，一般老院生都会这三事(每日两会，听多了自然就会了)，按仪式，每次都从《炉香赞》起始：“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现全身……”《三皈依》结束。至于中间念的什么经文，就略有变更。或念《金刚经》，或念《华严经》，甚至也曾念过《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该是道教经文，为什么也放进来了?然而，说怪也不怪，徐季元任晋江县长时，我们也于晨会后念《新赣南家训》：“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而且《新赣南家训》全文抄录，贴在黑板上。反正，该念什么，什么时候换念什么，都由叶青眼院长指定。
叶青眼院长偶尔也来参加。他来参加，大概会后有话要讲了。有时讲佛理，有时讲佛教故事，有时讲院内要事，有时甚至讲起八股文的作文要领。
叶青眼院长
叶青眼这三个字，辛亥革命初是十分响亮的。他，是闽南辛亥革命的著名志士，与许卓然齐名。但后来对革命消沉了，消沉到几乎判若两人。记得有一次，辛亥革命老人丘廑竞，手执一面小小的国民党党旗，到处讲演，来到慈儿院时，叶青眼也不太热情，只安排丘上台作一次演说。演说时，叶院长连在台上陪坐都没有，不知道作何托辞溜之大吉了。叶青眼是清朝廪生(是清代资历较深的生员)，但后来却是闽南辛亥革命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此时，为什么对我们讲起八股文要领呢?叶院长反对我们嬉戏玩耍，蹦蹦跳跳。孩子们哪能不蹦不跳不叫呢。或跳格子，或踢毽子，或跳绳，或“过五关”，或玩“救国”，或独脚对撞……一玩起来，少不了吵吵嚷嚷。叶院长一听着，悄悄地拿起竹鞭，一见人就鞭，不论你是参加还是旁观。一边鞭，一边骂：“国难当头，不去读书，还只顾玩耍!”有时他不鞭也不骂，悄悄地叫那些玩耍的孩子，去干点“国难当头”的“正经事”——拔草、扫地、挑水、收拾晒场的谷物……
叶院长一出院门，特别是当叶院长往南洋募捐之时，全校师生都松了一大口气，院内的气氛也显得异常活跃。叶院长出外募捐，由他长子叶禽择先生代行院长职务。此时，操场、天井、走廊、膳厅、礼堂、西塔里外，都是玩玩跳跳的地方。没有什么体育设施，也不碍事。操场两端，各摆石块或砖块当作球门，摘一颗柚子，或用碎布扎成球形，便可踢起足球来。用薄纸穿古钱眼，制成毽子。只要有一条草绳，便可以跳绳。至于跳格子，“过五关”等等，更便当，只要拿一块瓦片，在地板上划划线就行了。
也许平素有了这样一些蹦蹦跳跳的基础，加上孤儿特有的好胜争气心理，不怕跌、撞的勇猛劲，当我们与西隅小学、新隅小学比赛足球时，倒能赢了几场呢。老师们组织的排球队也不赖，也曾赢过友校的教工队。不过，好景不常，一当叶院长临近回院之前，那些新置的体育器材，就得采取紧急收藏，院内又恢复以往的沉静。
如果说，叶院长对体育也曾提倡的话，他就只提倡拳术一项。他曾请来了拳师，教过我们打拳。我们同学中间，就有一个拳师的儿子，他既是学生，又是教习拳术的先生。不过这学生似乎熬不过这里生活的苦，不久就辍学离院了。
院长之下，设有三个主任：教务主任、养务主任、总务主任。那时，教务主任是黄沧江，也是慈儿院院友，读了简易师范后，回院工作。养务主任是刘蔚霞，多年一直教我们的国语。总务主任是姓赖，教我们算术。
我们这些孤儿，独立生活都较强，一般不太需要养务主任过于操心。院里不设医务室，也没有专任医生，只有一个会计，他粗略有一点中医常识。孩子伤风感冒当然常患，但我们都听之任之，不几天也就好了。劳动受雨淋，喝点姜汤、盐水，也就没事了。肚子痛，顶紧床沿，捂紧棉被’也没事了。最伤脑筋的是，打摆子(疟疾)。发冷，发热，闹了两场，就面黄肌瘦，有气无力。不过，叶院长介绍一种青草药，叫虎爪草，叶呈虎爪状，院内花盆里种了几棵。孩子一患此病，就自找虎爪草，捣成泥，贴在手脉上，第二天，手脉处起水泡，也就好了。
我在慈儿院五六年间，只见到一个名叫王文华的，因吃生花生仁，患了痢疾，吃药好不了，病死在慈儿院。其他院生，都长得好好的，陆陆续续走向社会。如果我们头发长了，院里有剃刀。先把头洗得湿透，再央求一个同学用剃刀刮。技术不高明，有时可能刮伤了头皮，留下一道道血痕，但总比蓬头垢面好多了。三餐吃不饱，也各有各的办法。有的同学自寻那房前屋后的空隙地，种了几棵玉蜀黍、南瓜、豌豆……改善改善个人生活。碰到节日，我们也会自筹过节的事，比方说八月十五前，我们都忙于抬干柴，捡干叶，拾龙眼核，动手砌起“中秋塔”，中秋节一到，大家都分别在自己的塔前，烧塔过中秋。
5～6年的开元慈儿院童年生活，至今回想起来，还饶有兴味的。我是年秋抗战胜利时，离开慈儿院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些天，泉州市热烈庆祝的盛况，至今记忆犹新。那些天，开元慈儿院也开了禁例，允许院生上街看热闹，开开眼界。
离院后，我一直读到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如今，我是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总编辑，被评为副编审职称。心想，我能有今天，无论如何，是不应忘记开元慈儿院的年年月月的。年，当我第一本书在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时，我首先付邮寄赠的就是——我的母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