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年出生于天津，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中国画，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天津美术学院何家英工笔画研究所所长、天津画院名誉院长、天津美术馆名誉馆长。
何家英作品
《心语》
何家英的艺术历程文/何家英
《春城无处不飞花》*cm年作
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凭借着这个成绩，何家英加入了天津美协和中国美协
20世纪80年代初，正流行伤痕文学，我也受到了影响，总想画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于是我选择了小时候最熟悉的街道大娘的形象。那是单眼皮的、很纯粹的中国人形象，胖胖的身体，正与唐代的审美相对应；饱满而有张力，与安格尔的观点也相契合，他说弧线都是往外涨的，这与工笔画的表现十分相似。当我画至半截时，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汪国风老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画画，便进来观看。我听说是大名鼎鼎的汪国风先生，便诚惶诚恐地请他指教，他却一言不发，老半天才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画出了我们当代人想画却没有画出的东西。”我忙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形象，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我要追求的东西，要让中国人物画有形象、有个性、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汪国风先生的肯定，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街道主任》拿到了美协，顿时得到了大家的赞赏。那些看惯了笑嘻嘻的“红、光、亮”形象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内心人物的形象做街道主任会不会产生反感？甚至有的人觉得还需要对我加强教育。这张画是要参加天津市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献礼用的。这个题目会不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因为那时“扣帽子、打棍子”的意识并未结束。秦征把这个名字改成了《肖像》，并无具体所指，就混过了这一关，保护了我。
《街道主任》cm×91cm绢本
汪国风从中央美术学院回到天津，雄心勃勃地想把天津的美术搞上去，他的想法与秦征不谋而合。在宣传部的支持下，他们搞起了从来没有过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由秦征带队，汪国风做教练，挑选八九个天津青年画家骨干，我也在其中。创作班主要解决对绘画语言的认识问题，解决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面临的局面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国人看腻了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欲求沐浴新风。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秦征带领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的画猫村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区，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脚”就是不辞辛苦，多走路、多观察，“心”就是用心灵去感受生活。我们白天把感受到的事物记下来，晚上再一起讨论，学习和生活的气氛十分融洽，汪国风老师甚至不让我们叫他老师，要直呼其名“国风”。我后来的作品《山地》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经常看到光膀子的老农在地里干活，他们把地里的石头拣出去，就是这一刹那很有造型意味，这个脊梁深深地感染着我，但如何能有一个典型的环境作为背景衬托出人物来，并具有表现语言，一直是个问题。在汪国风老师的启发下，我对山上用土块垒起来的石坝有了特别的认识，知道了有的石坝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的石坝则是人民公社的产物。于是我选择了小规模的遗迹，上面长满了苔草，石缝已经模糊不清，石头也变成黑色，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语言的表现力。用石坝围起来的贫脊的土地只有表面一层土，每年的春天水土流失后又露出了底下的石头，山上放着的羊群也会使石块滚入其中，所以农民年年都拣出土中的石块，再铺上从山下挑上来的新土。我们的农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与这种艰苦环境抗争中生存的，那个农民的脊梁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形象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开始我还是想用写意画表现，但面对着现实生活的感受，我深感笔墨的局限，故而改用工笔，但工笔往往容易画得很具体、很清楚，仍然难以表达这种悲壮的情境，后来在北京看了一个新疆壁画临摹展，那些画都脱落得只剩墙皮了，但那个墙皮却存在着一种浑然的抽象美，我立即联想到了自己的《山地》，灵感即现。我闭上眼睛，画面顿时浮现在了眼前……就这样画！我把人与地和石坝处理得浑然一体，那种雄浑之气顿时而出！我拿到学校给老师看，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是油画，再仔细一看，还是国画，因为那里的语言都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的笔墨。这张画在天津市“第三届青年美展”上获得了一等奖。展出时，我的老同学张明骥看到后，半晌没说话。我请他批评，他肯定地说：“就这样画！”
事实上我还是想画个农村的女孩子，在三峡时就想画一个有个性的农村姑娘，起名“野菊花”之类的。以前农村的插队生活也使我对农村女孩子有着真切的感受，我想画一个单眼皮的纯正中国村姑的形象。为此我又三上太行山，经过大量的素材搜集，逐渐使形象清晰了起来，把这个姑娘置于柿子树林中，悠然走过，境界全出。姑娘的眼睛若有所思，放在胸前的手有一点宗教感，题目借用了古诗“苏武牧羊十九秋”里的“十九秋”。我以为十分恰当，它点出了过去所经历的十八九个春秋，也揭示出对未来的惆怅和期待，给观赏者留下了命运的不可知性。这张作品历经周折，为了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田园般的境界，光“豆腐块”大小的草稿就有上百张，“巴掌大”的草图也得有几十张，八开大的也得有十几张。在不断试验各种构图方案后，终于接近了心中所想的意境，但过了一些日子，我仍然感觉存在着遗憾，而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又几乎每张画都是在这种带着求全责备的遗憾中完成的。过后再回头看看成品，又真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那是因为创作时所投入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心中的期待远高于手头的水平，那种境界也可以讲是通神的。对《山地》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此我又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重新起大稿，人物造型也更加舒展、大气，但再没有时间把它完成了。
十九秋
同年《美术》杂志主编夏硕琦先生慧眼识珠，把《十九秋》以出血彩页发表在了《美术》杂志上，并让我写了创作谈。远在美国的陈丹青在美国见到了这本杂志，写来了话语十分恳切的信，他夸赞之后讲到“坚持下去，必有大为”，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辫子再粗一些就更好了”。他的来信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虽然我认准了这条路并坚定地走着，但毕竟当时对我作品的待遇并不是很公平的，人们的兴趣也不在这个方面，多少有些冷落，所以我十分感谢陈丹青的鼓励。
年《十九秋》与《山地》又双双入选了“全国美展”，但由于两张作品同时参展，评委各有所爱，因此票数分散了，什么奖也未能获得，只进京参加了“优秀作品展”。
清明
年学校通过民主选举，我被推举为第四届全国美代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在天津美代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很有点“暴发户”的感觉。事实上也确实是一种暴发，而且是一发而不可收。随后又创作了水墨画《惊蛰》，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美展”，获鼓励奖，后又连续创作了《米脂的婆姨》、《清明》、《夏》、《女红》等作品。
《米脂的婆姨》与以上作品是同一个时期搜集的形象，她是河北唐县人。常言道：少女美不过少妇。少妇之美是成熟的美，带着一种柔情、妩媚及一点风骚。我见到的这个少妇确实很美，尤其是农村的朴实之美远胜于城里的大美人儿。后来带学生去陕北米脂，搜集的素材全丢了，只带回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在佳县招待所要来的一块小土布；另一样就是两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说米脂的女人最美，绥德的男人最英俊。我在米脂并未见到过漂亮的女人，但我搜集的河北小媳妇形象确实美！北方的农村大体上差不了许多，权且让她做一次米脂的婆姨吧！
米脂的婆姨
构图很不好搞，由于人物太完整，在画面中总是不稳定。后来看到一张日本古画，他把车画“出血”，裁去一半，提醒了我，我用手一挡，构图立即成立了。原想后面画一些米脂的带支柱的窑洞，但有这些东西太像日本画。日本画的景总是画得较实，于是我删去了背景，长跋题字以取其势，又以土黄色的绢做底色以象征黄土高原的颜色。我把人物设定在了午后，一切万籁俱寂，熟睡的小猫垂下了尾巴，更衬托出晌午的寂静，那是一种祥和的、恬静的、自在的生活状态。母亲为儿子缝制衣裳，天人合一，和谐共存，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所推崇的最高境界。
这张作品参加了“首届全国教师节画展”，是文化部与光明日报共同举办的。本来说是要评出一二三等奖，不知什么原因竟取消了评奖。展览上，我院的作品十分突出，尤其是油画家王玉琦的《孕》十分抢眼，人们把我俩称为“天美双杰”。
在这之后《米脂的婆姨》又参加了中国美协在香港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和在印度举办的“世界绘画双年展”。
我一直以来都为以工笔表现农村人的服装而犯愁，短短的袖子和裤腿出不来多少好看的线条，尤其是在秋冬季节，衣袖和裤腿尽是横碎纹。像《十九秋》的人物我费了好大心思才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上衣采用了单一褂子衣服，而不是里面有毛衣形成的样子；第二，利用身体的扭动而形成几条长线条。夏天的服装则更难处理，女孩穿的小背心，几乎没有什么衣纹可画，我的《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年，带白老师的孩子去邢台山里。村里的这个姑娘非常开朗，我搜集了许多素材，如纳鞋底、休息等等甚至还能到她的小“闺房”画画，也正是这种深入才抓住了一些灵感。如炕上的蚊帐很是入画，它有一种灵动感；再如，她手持的蒲扇，遮住了本来单调的小背心，形成一片密集的线条。我的构图很奇险：人物挤在了边上，后面是一大片蚊帐空当，人物被蚊帐半遮半露还有一只家猫隐约地从蚊帐里透出。虽然空当较多，但画外有音，意境深远，只是这个形象没能找到比较有个性特征的形象来表现而终生遗憾。《女红》也是画的这个女孩，只是我把她穿的裤子改成了红格裙子，但纳鞋底线的动作使人物有了造型。
随着教学任务越来越重，我再也难以到农村体验生活了，便把题材转移到了都市的校园生活之中。学校的学生正值多梦时节，她们的单纯优雅，正对应我的心性，平常总是给予我许多感受，但真要画出画来还需要有些契机和灵感。
有一次我在上课，闲暇时向窗外张望，窗外的葡萄架吸引了我，整齐排列的白色木架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形式感，非常好看，也与中国古代画面结构相吻合，再加上蜿蜒爬在上面的葡萄叶子透出一种诗意。我立即闭上眼睛，把这种瞬间的印象锁住，再画出一个小草稿，这种形式感就这样被锁定了。如果我再较真儿地去多看上几眼，这最初的美感也许会被冲淡的。
有了形式，就不愁人物的安排，我首先做的是节奏的安排，并没有具体的动态，根据节奏的需要再去选择人物的造型。我清晰地感觉到在黄金分割线上的人应该是正面的，对称的。这是造型与节奏的契合，又以胳膊变化打破对衬的呆板，手中的葡萄正欲送入嘴中，微微开启的嘴唇似乎感到了酸酸的味道。大家都以为我画的是自己的夫人，其实我是参照日本的服装书塑造的这个面部形象，并没有原型素材，也许多少心里总有夫人的影子晃动，才有些像她。事实上头型、衣服都是她当时的样子，那双穿着黑丝袜的脚也是照着夫人画的。可惜的是当我收集人物素材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假了，除了主要人物外，没能搜集到更真切的造型和形象。我开始是想画条黑裙子，又是白老师给我出主意：“噫，紫色是最高贵的”我又将画了半截的灰改成了紫色，确实不同凡响。历时三个多月，又加上连熬了三天三夜，终于赶上了参加“当代工笔画学会首届大展”，并获得了“金叉大奖”，也是画展的最高奖。在这次展览上涌现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工笔老画家潘洁兹先生激动地讲到：“中国工笔画终于走出了低谷！”
为了准备“第七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我和南京的高云进行了合作。其实以前我们并不认识，是因为他给中国邮票公司设计邮票时把我也推荐给了邮票公司，让我设计廖仲恺和李大钊的纪念邮票。我通过邮票公司联系上了他，我之所以选择与他合作，是因为高云先生的古代连环画画得太好了，特别是大场面表现得极有气势，其风格我也非常喜欢。我想如果能把他的气势加上我的女性哀婉风格结合起来形成刚柔对比，一定会很有表现力。我们一拍即合，选择了唐明皇与杨贵妃马嵬坡的故事情节，取名为《魂系马嵬》。大的构图基本上是由他来搞，我负责进一步的深入和最后制作。我们吸取了唐《李重润墓壁画》的色彩感觉，以红调子为主，也符合御林军的着装，但是这个红很难表现，既要统一，又不能单调，只用纯朱砂并不和谐，我也用了朱砂代用品分出层次，人物形象也是通过写生而区别不同的个性。当时的御林军都是回民，高大、健壮、英俊，我也确实找了一些回民做模特。最难处理的是杨贵妃，按唐人的审美，杨贵妃应当较胖，小眼睛，但真若这样表现，今天的人一定不认可，所以我仍在这中间找到平衡点。更重要的是我表现出她那无奈的凄凉，眼睛里噙着哀戚的泪花……这张作品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美展”。据说评奖投票时，这张画票数最多，但还是被降为了银奖，大概题材不够具有“革命”意义吧！
《街道主任》cm×91cm绢本
除了正式的创作以外，我利用上课的时间还画了一些工笔人像写生，记得最早的一张工笔写生是我刚留校时给低我两届的同学上课时画的。这个班的同学除了李津（现在我系里）以外，都比我大，有的大好几岁，其中就有与我多年一起画画的门如山。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人物，我哪好意思给他们上课呀！我还不习惯于老师这个角色，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我一句话都不讲，只管画自己的画，记得画女模特的下巴时，我反复改了十多遍才满意。后来又陆续画了许多这样的工笔写生。这些写生与以往的课堂作业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力求把写生按照创作来对待，不论是造型、构图，还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都煞费了一些心思。学校的模特室总是把较好的模特优先给我，而我还常常不满足于学校的模特，就自己去找，模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摆模特，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画画，不能任由我的需要摆，既得摆得有造型，又得使学生们在每个角度都能选择到好的造型，所以不能有过大的动作，都有点呆呆的。
写生时，不能把模特仅仅当做一个客观对象来描绘，而是要以自己的理解表达与自己的审美理想相对应的内在的客观形态，赋予对象以更加完美的情态，从而作为主观审美中精神性的寄托。因此我会把模特画得既符合模特特征，又超越模特本身的特质，具有了意境和某种精神性，因而这种习作是诗意的。尽管没有背景，但人物本身是可以造出意境来的。比如《无声》，以单独的黑色做基调，衬托出少女那颗纯洁而赋有诗一般无尽境界的心灵。平常我都是把人画得很含蓄，而在《若云》一画中我却刻画得瞪大了眼睛，又以单纯的白色把她那聪慧晶莹的感觉表现成如云朵一般飘忽不定的幻影，难以捉摸。再如《孤叶》，模特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女工，很朴实，但我却可以从她那呆滞的目光中找到我想要的画中人的感觉。那反而是诗意的，超越世俗的。我借用了她的外表，表达的却是自己的心性，而她骨感的额头和深凹的眼窝，以及她平顺的双脚，却具有美的表现力。
在写生时总会遇到没有表达过的东西，而找出新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
在画《红苹果》时就遇上了麻烦。这是在冬天上课，穿什么衣服是个大问题。这不像其他时间可以穿裙子而有好的造型和好看的衣纹，模特穿了个毛衣，好在颜色、图形搭配得挺好看，于是我就决定画毛衣。然而如何表现毛衣的质感便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又让我动起脑筋。曾见过日本人画毛衣是大概做些肌理，边缘虚些就行了，而这件毛衣不是那样的感觉。我想到了古人在画一些篮筐时都是以密集的线条组织的，使画面加强了疏密的对比，也是白描的一大特色。于是我也以此手法“编织”毛衣，但还觉得不够有质感，又运用古代沥粉的手法填在里面。为了不至于被水溶化，我用丙烯白加蛤粉做沥粉再刷一层胶膜，就不掉了，效果十分理想。后来画《秋冥》时，就是运用了这个方法。
似乎很少有人用工笔来画裸体，虽然古代的春宫画里早已有之，但这是两回事。我上课写生时先后画了几张裸体。特别是那张《朦》，大概想到了伊东深水。着重描绘的是她的后侧面：直挺的鼻子，微闭的眼睛，还有脖颈扭转之美都表现得富有朦胧的诗意。在参加当代工笔画学会在台湾的展览时，学会让我顾全大局，不许开高价，竟区区几千元就给卖了。
年的秋天，我带学生到河北蔚县写生。那里是高寒地区，已近晚秋，叶子都黄了，天出奇的蓝，蓝的发紫。紫蓝色的天空映衬着摇曳的黄色叶子，我的心如梦一般的陶醉。人们喜欢春天，而我则更喜欢晚秋:秋的灿烂，秋的惆怅，喜欢秋的悲壮。从我刚留校时，我的桌前就挂着一本挂历，有一张列维坦的《秋天的白桦林》，从没翻过页，我常陶醉其中。一生中只有三件事令我心醉，一是小提琴的声音；二是印象派的画；再有就是如画中一样的秋天景色。当我们到了山顶，一些小白桦树轻盈地矗立在山坡上，垂下的黄叶被微风吹拂着闪动，如千万只蝴蝶在那里飞舞，特别是那个天更加的蓝，更加深。我似乎感到我与苍穹的距离很近，那里是深不可测的宇宙。
回津之后，这种感受总是挥之不去。冥冥之中总有种情怀在我心中萦绕，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怀。王维的《山居秋暝》总是提示着我，总念叨着“秋暝”。于是，我采用了“秋冥”，但不是天快黑了的“暝”，而是冥冥之中的“冥”，也是冥想的“冥”。我试图将诗意般团坐在草地上出神冥想的少女通过枝丫的延伸而将其精神（亦或说是灵魂）与宇宙苍穹相沟通，产生出天人感应的无限空间，从而生发出更加浩渺的思想境界。她没有表情，两眼什么也没看，平淡至极，而这恰恰是人的思绪进入自然的忘我之境时会与神灵沟通的情形，正如那深紫蓝色的天一样纯净而深不可测。那个只有东西方宗教才有的穹顶式的圆弧也正代表了无尽的苍穹。有意思的是当我把按感觉画出的圆弧来确定圆心的时候，它的圆心竟然正好在太阳穴上。思维从太阳穴散发，延枝丫升向天空，又遇穹顶而返回于太阳穴。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种神灵与我暗合？我想这才是这张作品的奥妙所在，不应仅仅欣赏那毛衣的技法所带来的视觉新鲜感。当然这种处理是恰当的，这么大的画，如果没有丰富的肌理语言，是站不住的，可贵的是，真实而不庸俗，丰富而不琐碎。画面的色彩是单纯的，只有黄、蓝、白三色。没等这张作品完成就拿去参加了“当代工笔画学会二届大展”，并荣获了一等奖。展出前我还在收拾此画，比如那双翻毛皮鞋和那几笔轻松的干草。展览结束后又画了好久才完成，那个蓝天每染一遍就得四天整。
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了集资，与中国美协和日本安部牡丹园联合举办了名为“中国的四季”的画展，并将在日本东京展出。日方出资给基金会，所有的画都归日方所有，获金奖的作者可赴日参加画展活动。日方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一套中国的四大美人画，还要合上“四季”之意，名曰“四季美人图”。美协找到了我，我夜以继日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给赶了出来。日方十分满意，我因此作为特邀画家参加了访问活动，其实我对《贵妃出浴》和《貂禅拜月》是很不满意的。安部先生又请我为他的夫人画张肖像，事隔两年才得以完成，画这种作品是让我很为难的。前几年安部先生的牡丹园倒闭了，这个展览的作品竟然廉价卖到了台湾，后又回到大陆进行了拍卖。我的作品能回到中国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可惜没让我赶上，不然我也会收回来的。年初，应上海美术馆的邀请，我与我院的三位老师一起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白庚延、陈冬至、霍春阳、何家英中国画展”，山水花鸟、写意人物、工笔人物都有，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程十发、陈佩秋、方增先、戴敦邦、刘旦宅、韩天衡、施大畏、张桂铭、卢辅圣等上海的重要画家都出席了画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人们不了解天津，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年积累的好作品，是很令人惊讶的。我的老师们对我格外关爱，画展上竟让我的画放在最开始的阶段，他们的高尚品德令人敬佩。
西施浣纱
昭君出塞
同年，由中国几位美术批评家发起了一个“美术批评家提名展”，实际上这是一个以推动新潮水墨为目的的一个展览，但也没有忽略在守恒中创新的作品。我和周思聪也被提名参加了展览，我提供了八件代表作品。
在画展的留言薄上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夸赞的留言都集中在了周思聪老师和我的作品上，对一些新潮水墨嗤之以鼻。我自然不会以此而沾沾自喜，我那时的心理还是注意内视的，自我寻找问题，以求再接再厉。批评家们也没想到事情的结果却促进了他们的反思，有些批评家开始 我把画面处理成一个绿调子，力图表现清晨润含露水的感觉，而人物与服装则以红色为主，形成很好的补色关系。我很喜欢画里主要人物的形象，这是以前在河南搜集到的形象，丹凤眼、翘嘴唇，很有味道。由于她身后的树干横穿于头后，不得不把人物画得厚重些，不然就会贴在树干上。人物刻画得非常充分，在这张画里我偷偷地用了一点光，主要人物的光是从地上反射的，这样的光不庸俗，而树上坐着的人则采用了一点逆光，后面的叶子用的也是逆光效果。作品完成得十分艰难，尤其是在关系的把握上尤为难。我的作品追求的就是关系和谐，这么多的人关系就复杂了，所以为调整好关系煞费了一番苦心。该作品参加了“首届中国人物画大展”，又是票数最高，却被取消了金奖，而只落了个银奖。主办者劝我正确对待，说我的画没有超过《秋冥》，我倒是不在乎得不得奖，但这种做法实在不合情理。
孤叶
我总是幸运的。年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通过天津市委找到了我。他是经常听到老书画家们谈起我后才了解我的。那时他就已经在准备后来举行的各省市优秀作品进京“十人展”了，是想推出一批当今最优秀的画家来肯定他们所做出的成绩。他看了我的画十分喜欢，给予我很多的鼓励，也给予了指导，并推荐我加入全国政协，我有幸成为了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委员里都是各界的精英，我想这不光是让我参政议政，同时也是让我开眼界，见世面，加强学习，不断进步。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老人家每年出访都要带上一名书画家让大家见见世面。年，老人家带我出访了毛里求斯、南非、摩洛哥和土耳其四国，可见他对我们的关怀和培养是多么用心良苦啊！
年的到来，人类迎来了光辉的21世纪。我和一批画家是在成都参加“世纪之门中国艺术大展”时跨入新世纪的。我的六幅代表作参加了展览，这是一个全面展现中国艺术多种风格的展览，也是一次传统与新潮艺术的碰撞。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等等。
《戏趣》底稿
《幽谷》
年我又通过课上写生画了两张工笔作品，一张是《幽谷》，一张是《心语》，与此前的写生作品不同的是都加上了完整的背景，成为了纯粹的创作。这两张作品和《朝?露?桑》、《秋冥》、《十九秋》、《山地》、《酸葡萄》、《韩国留学生》、《沧桑》、《余韵》一起参加了李瑞环力主搞起来的政协“十人展”系列暨“天津市国画优秀作品展”，画展引起各界良好反响。李瑞环对我格外欣赏，总是在别人面前夸赞我，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他是希望我能像前辈大师那样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每次见到我又总是开导我，他认为我不能总这么认真谨慎地画画，而是要放开画，来表达性情。有一次在天津迎宾馆我没有按稿子画画，画得很生动，他给予了我真诚的肯定和鼓励。老人家的栽培和关怀让我永生难忘，到今天我已经做了三届政协委员了，在参政议论过程中的确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也交了许多的朋友，增加了见识。
独坐黄昏后
除了以上工笔和写意外，我也画了一些历史人物肖像画。如弘一法师的肖像《天心月圆》、《梁启超》、《作家梁斌像》、《孙中山在天津》、《萨马兰奇》、董建华的父亲《船王董浩云在天津》等等。《孙中山在天津》是一张大画，为了把孙中山的革命意志画出来，我画了十四遍才完成，并参加了“画说天津年”的展览。《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则是天津市委在原香港特首、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访问天津时，送给他的一个礼物。作品极其传神，他十分高兴，并感到很意外，在与我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一直在激动地颤抖着。
《天心月圆》
《孙中山在天津》
《美术》杂志举办一个现实主义画展，为了这个展览，我无论如何也得再画张工笔了，但长时间脱离生活，哪能说搞就搞呀！我与中国芭蕾舞团的副团长冯英在政协同在一个小组，她的一张照片启发了我，那是一位摄影家拍的冯英缝芭蕾舞鞋的照片，很感人。我在她的帮助之下去芭蕾舞团“捞”了一把。不争气的相机没调好定数，拍得不太理想。后又去了天津团，补充了一些素材。对戏剧这类题材的表现，我历来反对画正在演戏的情节，那已经是艺术了，不需我们去重复。我希望表现他们的生活，练功、排练、休息都是生活。她们的排练非常辛苦，跳一阵子下来人都散架了，两眼发呆，但腿脚还忘不了练功的架式。我抓住了这一情节和大口喝水的女演员，生动地反映了她们的艰辛。我发现每个人都有针线包，这是常备物品，鞋跳坏了缝一缝是常有的事。我把缝鞋的女演员放在了主要的位置，与另两个人形成一竖一斜的构成形式；以黑色练功服为主，与淡粉红和紫作对比，再点缀少量的绿色作为补色，使色彩漂亮而典雅。
舞之憩
因为时间紧，我没有来得及对那个休息的演员形象进行写生，以至于这个人物形象缺少那么点独到的舞蹈演员的味道和特征，也就是说还不够生动真切。更让我感到蹩脚的是主要人物后面的窗户，这种逆光的硬直线对人的干扰太大了，造成我多下了很多的功夫去协调它和人物的关系，也许不该画得很实，几条线示意到了就行。尽管拿出来后人们的反响还是很好，但通过这张画我感想良多：艺术创作是不能速成的，创作的题材和素材也不是想捞一把就能捞得到的，这需要积累，需要用心体察，体察入微。真诚、真切是艺术的灵魂，谁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谁都无法欺骗谁，尤其不能欺骗自己。
我的一生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过去的艰苦和寂寞成为了我的财富，每当关键的时候，总有善良的人伸出真诚的手帮助我，幸运总是自然地降到我的头上，这里有我提到过的名字，也有更多没提到的老师和朋友。最后我感谢所有在我人生道路上给过我帮助的人，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并给予了我无上的荣誉！（节选自自《绘事屐痕》---何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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